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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间谍偷卖90项国家绝密情报 被判死刑!
更新日期:2019-06-06 21:09   信息来源:未知   点击次数:125

  根据我国最新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规定,今年的4月15日是我国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之所以设立这一教育日,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全社会民众的国家安全意识,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利益。2014年11月1日,我国还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这部法律对于开展反间谍工作,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黄宇,生于1974年7月28日,四川省自贡市人,计算机专业,曾在某涉密科研单位工作。

  为了泄私愤和满足物质上的欲望,黄宇竟然主动向境外间谍机关提供15万余份资料,其中绝密级国家秘密90项,机密级国家秘密292项,秘密级国家秘密1674项,对我国党、政、军、金融等多个部门的密码通信安全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黄宇因“间谍罪”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收缴间谍经费。

  黄宇间谍案告破后,他原来就职的单位有29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黄宇的妻子唐某、姐夫谭某也因“过失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分别判处五年、三年有期徒刑。

  黄宇,看上去貌不惊人,原本是某涉密科研机构的一名普通职员。然而他却从28岁开始,向外国间谍机构出卖情报,数量之大,范围之广,涉密之深令人震惊。

  据成都市国家安全局政委介绍,“黄宇在10年里向对方提供了我密码领域大量机密情报,对我党政军核心要害部门的密码通信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这还是在和平时期,如果发生在战争时期,更要付出生命和鲜血的代价。”

  黄宇从一个普通小职员,变身成为大间谍,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那么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1997年7月,23岁的黄宇毕业后进入一家涉密科研所工作,于2004年离职。

  据黄宇昔日的几位同事介绍,“黄宇不太适合于研发,工作起来不是很踏实”;“感觉他经济方面比较拮据,事业方面好像没有太多的追求”;“争强好胜好像有一点,但是估计更多还是好虚荣”。

  善交际、贪玩、爱慕虚荣、不守规矩,是很多同事对黄宇的印象。由于他的能力平平,加上工作态度不端正,因此5年中他换了三个部门,但业绩始终靠后。按照单位末位淘汰制的规定,黄宇将被解职。

  黄宇所在的单位承担了我国相关密码的研发工作,具有高度保密性。黄宇对自己被解职心怀不满,而他选择的报复手段竟然将国家机密出卖给境外间谍机关。

  据黄宇自己介绍,他做工作有一个习惯,就是凡是从手里过的东西,都喜欢留一份,所以自己手里掌握的东西就特别多。

  2002年的一天,黄宇在网上向该间谍机构发这样了一段留言:军用短波保密机、相关技术参数及工作原理。

  很快,黄宇便收到了境外间谍机关的答复:收到你给我们的留言,请于2002年6月某日到东南亚某国酒店大堂,到时候就会有人与你前来街头。

  按照对方的要求,黄宇如约而至,他将3份保存在U盘的有关军用保密机的电子文档拷贝给了对方。双方确定,第二天原地再见。再次见面时,对方表示黄宇提供的资料非常有价值,希望进一步合作,每月工资5000美元,还当场支付了给了黄宇1万美元的奖金。

  面对记者“你当时那一瞬间就没有犹豫吗”的提问,黄宇蠕动了一下嘴唇,最终沉默不语。

  在金钱的诱惑下,黄宇成了一名为境外间谍机关效力的间谍。他还表示,愿意为对方至少工作五年。此后,黄宇对外谎称自己在一家深圳公司驻四川办事处工作,每年还要常到国外开会,以此掩护自己的间谍身份。

  就在第一次出卖情报三个月之后,黄宇又和境外间谍机关商定好,在香港进行第二次会面。

  黄宇介绍,“在楼上一个公司里,三个人好像是,另外还有两个人看起来有点儿像工作人员那种,可能是在那个公司里面工作的。”他自己感觉可能是到了对方的办公室。

  2003年1月,黄宇和对方在东南亚某国第三次见面。对方一共来了5个人,可见对黄宇的重视。他们对黄宇进行了全方位的间谍培训。在后来的几年里,黄宇以每年至少出国两次的频率,陆续将窃取的机密出卖给了境外间谍机关。

  “对方要让我最少每年和他们见面两次,然后给我付工资。应该说这个条件还是诱惑了我,导致了后来我把一些更新的情报资料给了他们。”黄宇承认。

  通过出卖情报,黄宇获得了大笔间谍经费。因为怕暴露巨额外汇的来源,因此每一次他都会找做地下换汇生意的刘某,把外汇兑换成人民币,前后共计21次,总共大概70多万美元。

  钱越来越多,黄宇也开始了花天酒地的生活。黄宇为了笼络关系,掩盖自己的间谍行为,他还利用外国间谍机构提供的经费邀请过去的同事、亲友免费到东南亚、港澳等地旅游、赌博。不过,每一次出游黄宇都会神神秘秘地单独行动一两天。原来,他是用旅游做幌子,而真正目的是和境外间谍机关会面。

  邱某是黄宇在科研所的同事,黄宇就曾邀请过他一起去东南亚旅游。邱某介绍“他(黄宇)出门的时候,带了一些什么东西,带个包,里面应该是有一个笔记本(电脑),说自己出去出差。”

  黄宇知道自己的价值就在于不断向境外间谍机关提供秘密情报,但是离职时的存货已经基本没有了。他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秘源。过去的老同事闻某,成了他的目标。

  黄宇前后三次试图策反闻某,但都遭到拒绝。不过,令人失望的是,闻某并没有及时向上级领导汇报这件事,而是选择了明哲保身。

  于是,饥不择食的黄宇又把手伸向了自己的妻子唐某。唐某在另一家涉密单位工作,与黄宇同属一个系统,由于她是资料管理员,因此经常接触涉密材料,他提醒过妻子要把资料备份起来。

  成功得手后,黄宇并未善罢甘休。很快,他的姐夫谭某也成为猎物。谭某与黄宇在同一单位供职,担任总工程师。他习惯将单位的资料拷贝到笔记本电脑上,带回家留作备份,这让黄宇觊觎已久。终于,有一天谭某家中的电脑坏了,叫黄宇前来帮忙修理。黄宇趁姐夫不备,用间谍U盘偷偷拷贝了电脑里的保密文档。

  据黄宇介绍,“U盘中有一个程序是可以在电脑中自动搜索感兴趣的文档,然后把它以加密的方式发送到这个U盘的一个隐藏区域里面。”

  在向亲属下手后,黄宇仍不满足,他利用在原单位的关系,窃取同事电脑上的资料,向好友郑某等人打探科研所动态消息,并利用他窃取科研所内部刊物。而所有这些材料,最后都被黄宇卖给了境外间谍机关。

  黄宇很清楚出卖国家机密的后果,所以情报出卖得越多,他心理压力越大,惶惶不可终日。他时候:“我买了不少保险,都是自己的,他想自己可能某一天去和他们见了面之后就回不了家了,然后还可以给家里留下一笔财产。”

  黄宇的间谍活动伪装得十分巧妙,不过终究会留下犯罪的蛛丝马迹。四川省和成都市国家安全机关掌握了黄宇的犯罪证据。2011年的一天,国家安全机关决定对黄宇实施抓捕。

  据成都市国家安全局侦查员介绍,大概是早上九点钟左右,我们发现黄宇骑自行车带着小孩出门,我们是一直跟随黄宇,到了他小孩所就读的幼儿园,待他将小孩送进了幼儿园之后,对他实施了秘密抓捕。

  抓捕黄宇之后,国家安全机关立刻对他家进行搜查,结果发现了大量作案证据。护照上这些密密麻麻的海关印章,记录下了黄宇出境的详细时间与地点,其中21次都是为了与境外间谍组织见面,出卖机密并领取经费。

  就在警方对黄宇家进行搜查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在他家的储藏室柜子里有一个暗藏的隔板,里面有一个保险柜,而除了黄宇,家里没有任何人知道。里面存放的是黄宇从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收到的间谍经费和自己购买的一些首饰,以及使用间谍经费购买房产的房产证。

  对于犯罪事实,黄宇供认不讳。依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0条和第113条的规定,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任务,从事间谍活动,危害国家安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最终,黄宇因“间谍罪”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收缴间谍经费。

  对于这样的结果,黄宇追悔莫及。他说:“如果说还有其他人看到我,自己也在做着和我一样卖国,希望自己能去找国家安全局的人(自首),对家里面的人也好,对自己也好都是一个更好的结果。”

  黄宇间谍案不仅让人们看到他个人的犯罪轨迹,同时也暴露出我国一些涉密单位在保密制度、措施、思想建设等许多方面的漏洞。黄宇间谍案告破后,他原来就职的单位有29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包括开除公职、行政降级、行政记大过、记过等。黄宇的妻子唐某、姐夫谭某也因“过失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分别判处五年、三年有期徒刑。

  成都市国家安全局政委说,当前我们隐蔽战线所面临的复杂性、严峻性是建国以来少有的,间谍就在身边,间谍就在眼前,所以说这个案子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反间谍工作绝不是国家安全机关一个部门的事情,而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黄宇为了泄私愤和满足物质上的欲望,竟然主动向外国间谍机构出卖国家机密,最终被判处死刑。黄宇愚蠢而疯狂的行为,不仅葬送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也毁掉了一个家庭,他的妻子、姐夫也成为罪犯,五岁的儿子将留下无法磨灭的心理阴影,可谓人间悲剧。

  更令人无法原谅的是,他让国家多个重要部门造成难以衡量的巨大损失,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黄宇间谍案也再次向各个涉密单位敲响警钟,必须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强化保密措施,堵塞漏洞,防微杜渐,筑牢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坚强防线。

  今天遇到一名日本人社长,邀请他参加我们组织的一个考察团访问中国,他几乎是一口谢绝:“刚有两名日本人被逮,太危险。”

  事情不大不小,2名日本人在中国从事情报收集活动,被中国安全部门拘捕已经4个月,直到前2天才被日本媒体抖露出来。媒体不抖露,日本政府估计一直会秘而不报,就当没有这回事。因为这件事实在有点令人难堪。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9月30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已经看到相关的报道,对于这种个别性的事件,我不发表评论。”

  菅义伟长官是安倍内阁的大管家,又是政府的发言人,按理说他什么都知道。但是从他的说话口吻中感觉,他似乎也是从《朝日新闻》的报道中才刚刚知道。

  被拘捕的日本人是两人,一位是在中朝边境,另一位是在浙江的一处军事基地附近被拘捕的。最初的消息来源都不知道这两名日本人为什么会被拘捕?到底他们在中国从事了什么样的间谍活动?

  因此,当这一消息公布后,日本社会出现了一种舆论,认为是中国在报复日本,尤其是在报复安倍政权强行通过安保法案。所以,正因为如此,就像我认识的那一位日本人社长那样,担心出了北京首都机场的机门,就再也回不到日本。

  那么,这两名日本人在中国到底从事了什么样的间谍活动?这几天,各方面的消息渐渐明朗起来。

  每日新闻社驻中国总局的记者工藤哲先生真的是十分优秀,他首先搞清了在中朝边境被中国安全部门拘捕的那一位日本人的情况。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这名“日本人”,严格说,原来是朝鲜人。若干年前,他逃离朝鲜,并经过第三国抵达日本,被日本政府接纳后加入日本籍。这名男子50几岁,家住神奈川县。工藤先生应该知道他的真名实姓,只是没有说。

  这名男子估计从去年开始,几乎每一个月都会从日本飞往中国,到中朝边境地区呆几天。凭借自己的关系与作为原朝鲜人的沟通便捷,与前来中国一侧从事贸易或其他工作的朝鲜人进行接触,收集北朝鲜的各种情报。

  由于这名男子频繁出现在中朝边境地区,引起了中国安全部门的注意。今年5月,这名男子在丹东市遭到了中国安全部门的拘捕。消息显示,他在接受审讯时承认,自己与日本政府机关有联系。同时,他与帮助北朝鲜人脱逃的非政府组织(NGO)也有密切关系。

  具体的案情还没有公布,所以,现在还很难断定这名日本人就是日本政府的间谍人员。但是,一般情况下,从北朝鲜逃离的人通过中国或泰国去第三国时,要求到日本定居的并不多,大多要求去韩国。

  一方面是因为存在语言问题,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不太轻易接受政治难民,尤其是来自敌对国家的朝鲜。但是,这名男子如何抵达日本,如何获得日本国籍?这些背景资料目前还没有。

  另一名被捕的日本人,也是50几岁,家住爱知县,目前获知的他的身份是一位民间人士。今年5月,这一名男子闯入了浙江东部的一处军事设施内,遭到了哨兵的扣押,继而遭到安全部门的拘捕。据悉,这名男子拍了基地相关的照片。

  菅义伟长官在记者会上强调:“我国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不仅对中国)对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一样。”从而表明这2人的被捕与日本政府无关的立场。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30日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已经就这两人被拘捕向日本方面作出了通报,中国政府正在根据法律对他们进行调查。从而证实了确有两名日本人在中国触犯了法律。

  顺便提一下,日本各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时,都强调了这么一点:中国政府现在对外国人的监管是越来越严。这句话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因为中国的监管严了,所以这2人的行动很快被发现;二是,因为监管过严,也不排除这两人被冤。

  如果跑去浙江的那一位老兄是因为“迷路”走错了地方的话,另当别论。那么,这一位前朝鲜人跑到中国的土地上竟然每月一次去中朝边境收集情报,都把丹东市当成自家菜园子了,这实在太狂妄!